随着社会向知识经济的转型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专业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再次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由此，韩国政府从20世纪末开始，把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和调整师资队伍作为立法的重点。其中有两项政策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教育部为减轻教育财政负担和应对就业压力，不顾来自教师组织的反对，通过了将教师的退休年龄从65岁降到62岁的决议。决策者用以合法化该政策的依据是，减少一名老教师的费用可以增加3名新教师，这将有益于调整和更新师资队伍结构。由于未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可，该项决议在社会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并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如师资的严重短缺和教师工作热情低落等。另一项备受关注的政策是1999年政府在经过向多方征求意见和协商后颁布的《改善教育专业的综合计划》。由于该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民主，因此受到了政策目标群体——教师们的普遍欢迎和好评。实践证明，该项计划改善了教师的工作环境，优先发展教师专业能力的措施提升了教师参与教育改革的热情。
韩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的嬗变
韩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建国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韩国的教育管理权一直掌握在中央，地方和学校对教育教学的相关事务几乎没有决策管理权。韩国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曾经历了几次变革：1946-1991年，韩国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称为文教部，1991年改称教育部，直到2001年又改为现在的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部。该部门负责制定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政策，并直接管辖地方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市、道教育厅等)。此外，它还对学校运营，如招生规模、考试制度、学费、教育目标、课程、教师招聘、教学设施、教育评价、教师培训等进行严格、直接的督导与控制。
在教育发展的初期阶段，这种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教育管理体制，在教育政策的统一制定和教育资源的有效调动与分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教育系统的快速发展和外界环境的不断变化，这种管理体制逐步暴露出了单一、僵化、缺乏灵活性等问题。并由此导致教育系统不能对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及时的调整与反应，也无法适应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不同需求，更难以发挥地方、学校在教育过程中的积极性。鉴于此，1991年，韩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地方教育自治法》，以促进教育分权。市、道教育厅在基础教育中被赋予更多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管理决策权。
基于培养新型人才的需要，韩国政府希望通过进一步分权，给学校更多的教育自治权，以增强学校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多样化发展。1995年，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减少政府对教育管制的政策，学校的自主管理由此开始起步。政府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在学校自主管理和教育质量的监管上形成一种新的平衡。政府取消了对学校教育的各种控制，实施学校自治，以校长和社区的联合为基础，建立学校自评系统。更为重要的是扩大了相关利益者对学校管理事务的参与权。
1997年，国家教育改革委员会要求全国各中小学成立学校运营委员会。学校管理委员会是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组织，也是教育分权和自治在学校层面的一个显著体现。根据学校的规模，学校管理委员会一般由学生家长、教师、社区代表等组成，负责对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事务提供意见、作出决策。至2002年，韩国大部分中小学都设立了学校运营委员会。这一政策促进了教育运营体制由以供给者(学校、教师、教育行政机关)为中心向以消费者(学生、家长)为中心的转变。但在多年实践之后，这一政策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判，比如：1)学校运营委员会大多由非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在教育、教学等专业性问题上的直接参与，损害了教师的教育自主权;2)在私立学校设立学校运营委员会，损害了其办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权;3)如果掌握学校运营委员会韵是一些对学校的运营有偏见的成员，就有可能会发生家长、教师、校长之间的矛盾与对抗，并导致削弱校长的领导力。
从韩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政策的嬗变过程可以看出，在教育管理体制的变革上，韩国主要经历了教育管理权力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再到学校自主决策的变化轨迹。分权、自治、公民参与是这种变化的主要特征，它体现了韩国在促进教育民主化发展上所做的努力。
